在中美角力愈发吃紧的背景下，中国通过对欧洲开展高层外交，成功地将意大利拉入一带一路，打破了美国阻止欧洲靠近一带一路的企图。处于西方舆论漩涡的缅甸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媒体指责一带一路搞“地缘政治扩张”以及“债务陷阱”的“重灾区”。但缅甸在顶住内外压力，并权衡利弊之后，果断成立了一带一路实施委员会，加速推进在缅一带一路项目落地生根。此外，作为中国的“铁哥们”，巴基斯坦在组建新政府后曾有过短暂的摇摆，但之后也坚定了推进一带一路的信心。

曾因暂停一带一路项目与中国“翻脸”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回心转意”，高调宣布将参加2019年4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同时，主导东铁项目谈判的马来西亚元老理事会牵头人达因近日也透露，马中双方会在4月2日签署重启东铁项目最终协议的谈判。新达成的协议将在原有项目融资的规模上减少约100亿令吉（约合24.5亿美元）。很明显，马来西亚的最新举动显示出马仍希望挽回中国对马投资信心，并借助一带一路来促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

共商共建共享

在现实政治的博弈中，不论大国还是小国，其外交政策都是服务本国利益为先，故增强国家在外的影响力，可谓理所当然。如同美国资本在19、20世纪大举流入加勒比海和南美洲诸国，或是过去IMF的援助计划等，无一不是令西方资本在当地的影响力大增，间接加强一国在区域事务上的影响力，但那又是否属于侵略行为呢？所以，更问题重点应置于某国是否按着游戏规则投资，而非直观上看到国力不对等，便跳到经济侵略此等片面结论。

事实上，不少发展中国家倾向与中国打交道，背后有其盘算。首先，中国所提出的无条件合作，使不少国家能获得较低息、较长还款期的融资，以及专业知识和投术，同时亦使当局能避开IMF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治理机构，对政经自由化的援助条件；再者，藉着中国的资本，各国能够在更短时间内，满足大众对社会服务和基建快速增长的需求，中国与希腊企业合作经营比雷埃夫斯港项目以来，比港集装箱吞吐量增长6倍，全球排名从第93位跃升至第36位，是全球增速最快的集装箱码头。肯尼亚蒙巴萨到首都内罗毕原来要用十几个小时，蒙内铁路通车后仅需5个小时。这条铁路不仅为肯尼亚人民提供了便利，还为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动力。塔吉克斯坦盛产棉花，但棉花加工能力仅占全国棉花产量的10％，中塔两国共建中亚最大纺织企业后将这数字提升到40％。加工出来的纯棉纺线90％以上销往海外市场，成为塔吉克斯坦出口创汇第一大户。这些理性考量，才是各国愿意接受中国资本的根本原因。

一带一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方式向世界的延伸

一带一路”建设跨越几十个国家，涵盖从公路到铁路等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同样为西方跨国公司提供了新的“庞大富矿”，2016年美国通用电气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获得了价值23亿美元的设备订单，几乎是上一年的3倍。通用电气副总裁约翰·赖斯预计，未来几年，通用电气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实现两位数的收入增长。其他公司，如全球工程巨头卡特彼勒、霍尼韦尔和ABB，物流公司敦豪快递（DHL），工业气体和化学品制造商林德和巴斯夫，以及航运公司马士基集团等，都从“一带一路”建设中获益匪浅。德意志银行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达成协议，为多个“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推动新格局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基建合作早已不再停留在建设某个设施层面上，而是力图通过完善跨境基础设施推动沿线通商贸易。唐晓阳辩证地指出，基建项目的债务不是绝对的负担，也可以是机会，关键在于项目能否做好，若有完善配套，债务则成为融资，为发展提供输血功能。中国通过融资创新推进基建项目完善配套，例如，将企业运作与基建结合以及将工业园和基建相辅相成。

基于以上所提出的“债务陷阱论”产生根源，“一带一路”倡议在今后的项目推行中要避免这种论调产生的内部和外部原因。许利平认为，可以通过引入第三方力量化解这一问题。因为“一带一路”初期海外项目融资大都由中国单独提供，没第三方参与，这很容易被外界理解为不透明。他们希望在项目融资过程中引入更多融资主体、降低中资占股比例，这样既可以分担经济风险，也可以分担政治风险。反之，独揽项目则容易使各种矛头都指向中方。

“投资风险不可避免，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能由中国大包大揽，例如，中缅油气管道是四个国家六方参与，现在运行很好。”许利平说。

中国已经在对引入第三方进行尝试。除了中缅油气管道项目，中日已经同意在第三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作，中日首个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有望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所开展的项目上实现，重点项目包括智慧城市建设和连接曼谷素万普那机场、曼谷廊曼机场和芭提雅的乌塔堡国际机场的机场高铁。此外，沙特已同意注资100亿美元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方对此表示支持，巴基斯坦对中国贷款的需求也将随之减少。

2018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期间，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还建议，“一带一路”倡议大多数项目具有商业可行性，包括俄罗斯、中亚和东盟在内的相关国家和地区民间资金数量很大，应利用好民间资金。

许利平对此表示认同，他以中国为例解释说，民营企业不仅可以在竞争性领域积极作为，有能力的企业也可以通过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参与基建项目，有利于减少政府承担的债务压力。

引入第三方力量的同时，中企还可以降低占股比例，由当地公司负责项目运作。由于中企在一些重大项目中占股比例过高，导致对方担心国家安全和主权利益受损。鉴于此，中企降低占股比例会减轻沿线国的担忧。例如，在缅甸皎漂港项目中，中资占比从85％下降至70％，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界对中国借助皎漂港实现某些重要战略目的的疑虑。

为了更加务实地推进项目，中缅双方还将缅甸皎漂港这个大型建设项目调整为分期开发模式，在初期阶段，项目融资规模控制在13亿美元。后续阶段建设将根据前一阶段建设进度以及实际效益来决定是否以及如何推进。这么做不仅帮助中企减少风险、避免损失，也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

重塑新体系

“一带一路”本质上是反对依附关系或结盟政治的，更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行径。在过去六年，“一带一路”建设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大多数项目建在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如中亚五国、中东欧十六国等。这些国家很多是“内锁国”如老挝、埃塞俄比亚、捷克等，即锁在大陆腹地，无法连通海洋，无法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福利，“一带一路”的五通建设将内锁国变为陆联国，使其成为全球化网格中不可或缺的节点，充分体现中国全球治理观中所强调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传统发达国家多年来习惯于“西欧-北美-东亚”的贸易经济系统。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保罗·范德博登：表示，“一带一路使得全球其他一些区域，比如中亚、东欧、中东以及非洲这些以前在全球经济中属于边缘化的区域活跃起来。”他们将会逐渐打破原来的系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势必会改变全球贸易的模式。

此外，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了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他所奉行的“美国优先”路线也决定了美国对促进国际发展援助的兴趣正在下降。美国不应将“一带一路”看作是零和游戏，借助“债务陷阱”夸大中国威胁更不利于塑造更具全球性影响的美中关系。正如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AidData）项目近日发布的报告所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在海外投资建设的项目有助于减轻东道国内部的发展不平衡，进而改善这些国家的政治不稳定状况，使得西方大国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其他全球性威胁或危机。

正如2018年9月的中非合作论坛会议（FOCAC）上，南非总统拉Cyril Ramaphosa总结了非洲的立场，并反驳了新殖民主义已佔据主导地位的说法，足可点出非洲已有自主的发展道路，亦证新殖民主义之说难以成立。反而，诚如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Joseph Stiglitz在十多年前的著作早已指出，IMF等机构的政策，大多都基于不健全的新自由主义，违背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中国正正提供了另一条出路，补足了现行制度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