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政府近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批评调门越来越高，但在2019年4月，“一带一路”这个覆盖了全世界65%的人口的国际合作倡议，无疑又将迈入一个新纪元。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在世界经济显示持续低迷的时代里，这一国际倡议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改变，许多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因此获得重新崛起契机。

这个横跨亚欧大陆拓展至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南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倡议，将各个大洲的“血管”和“动脉”相连，它将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土耳其“中间走廊”、蒙古国“发展之路”、越南“两廊一圈”、英国“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的“琥珀之路”、沙特阿拉伯“2030愿景”、欧洲投资计划等实现了政策或规划对接，有效提升了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和普惠性。

然而，“一带一路”也有自己的烦恼。在中国力邀各经济体共建一条设想中的海上丝绸之路六年后，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崛起，冷战思维也在西方国家回潮，一些西方国家因此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具有扩张性质。此外，“债务陷阱”频频成为外界讨论“一带一路”倡议的热词。比如，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就指责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推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其中许多低质量项目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

一带一路有效提升了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和普惠性

与此同时，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新总统萨利赫，也公开宣称该国存在巨额中国债务，并因此向印度和美国“求救”。在此之前，一些标志性项目，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铁路建设，要么面临工程的长期拖延，要么面临旷日持久的重新谈判。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的海港项目面对关于地缘战略目的和经济可行性方面的质疑。由中国贷款支持和中国公司承建的铁路和油气管道项目，成为马来西亚大选的热门议题，并在新政府上台后暂停。至少在本地区的大众传媒和政策圈的眼中，中国互联互通项目的进展状况乃至未来前景暗淡。

多种负面评价此起彼伏，不是“一带一路”出了问题，而是西方国家的心态出了问题。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承受压力来自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再加上部分国家政局变化和自然灾害频发，个别“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暂时遇到困难，这是发展中的烦恼。如果就此断言“一带一路”项目在全球范围内遭遇困难，并归咎于中方的投融资合作，这属于典型的以偏概全，且中国的参与填补了这方面几十年甚至更久的发展空白。这些项目要取得成功，可从确保建设阶段无争议开始，但国际社会不断怀疑中国的投入暗藏不良动机，这对那些一开始就欢迎中国投资的接受国来说，并非好事。

是经济侵略还是经济援助？

如今不少欧美论者认为中国在外大搞“经济侵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他的《新非洲战略》中指出，“当中他批评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进行的策略性投资是掠夺行为，而中国更透过一带一路计划，大举进军非洲，使得许多非洲的合作伙伴背负沉重债务，因而受到中国长期的影响，限制非洲的经济成长和独立。”对于这论调的支持者来说，中国不仅是四处掠夺资源的巨头，也是环境污染的源头。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交往有长久的历史

然而，此论调未免过于简化，按智库Brooking的统计，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约有33%是能源业相关，其他则在基建、农业、金融服务等，故单以当地能源业的发展，就以资源侵略的来评价一带一路的功过，绝非公允。除了公路、铁路、电站、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中国企业还致力于推动产能合作项目以及健康、医疗、教育等民生项目的发展，如产业园区建设，帮助这些非洲国家发展产业基础，既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又帮助这些国家换取了外汇。同时，中国投资还带动当地私营部门投资，推动私营部门发展，从而助推这些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现代化。比如，一家以中国宏桥集团为主导的“三国四方”组成的联合体“赢联盟”成功运营几内亚矿业、港口及物流项目，仅2017年就为几内亚缴税约1.3亿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赢联盟”项目对几内亚GDP增长的贡献率约6%到7%。

多年来，中国始终强调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立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没有像IMF和世界银行一样，要求受助国推行政治、经济自由化，以改变社会结构，故应是各取所需的商业交易，并不带有强迫性质。塞内加尔总统马基·萨勒4日在第七届中非合作论坛闭幕的记者会上呼吁非洲国家，“别被”西方对非洲和中国债务问题的批评“搞乱了认识”，债务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利比里亚前公共工程部长威廉•穆尔目前在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任职，他估算整个非洲的债务约有6万亿美元，中国贷款只占2%，非洲的主要债主是世界银行、IMF以及由西方国家组成的“巴黎俱乐部”。斯里兰卡中央银行2017年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外债总额为518亿美元，与中国相关债务仅占10.6%，而其中61%的中国贷款利率远低于国际市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算，亚太地区国家每年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大约是1.7万亿美元。中国没有意愿也无力垄断对相关国家的融资。

“一带一路”在美国、印度等国基本没有项目，但这些国家的债务也很高。2018年6月26日，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公布最新的长期预算展望报告指出，美国公共债务目前占GDP的78%，处于二战后不久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一年之后，美国债务规模增长一万多亿，美国全国债务规模首度超过21万亿美元大关。IMF最新报告显示，到2023年，美国债务与GDP的比率预计将扩大至116.9%，而意大利将缩小至116.6%；就财政负担而言，美国也将“领先”莫桑比克和布隆迪；日本债务与GDP的比率为全球最高，预计将连续第六年收窄，但到2023年仍居首位，达到229.6%。

美国的事态发展令人堪忧，因为该国除了以更快速度增加债务之外，还在加息，导致借贷成本上升，并有可能导致违约激增，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加重的重要原因。同样，在全球经济放缓环境下，印度企业大量出现无法偿还贷款的问题，尤其是电力、钢铁和电信公司。根据印度NSDL的数据，截至2018年4月底，印度净流出资本2.44亿美元。与此同时，包括印度银行和印度工业发展银行在内的很多银行均在抛售自身资产，以应对高企的债务和严重的不良贷款。  

一带一路为沿线各国带去发展机遇                    

美印等国自身债务水平不低，却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归咎于“一带一路”，是典型的“掩耳盗铃”。马哈蒂尔出任马来西亚总理后，以检视国家财政状况及政策为由，叫停部分与中国合作的基建项目，用以减轻债务负担。虽如此，他仍然多次表示支持一带一路计划，亦与中国领导人磋商其他合作安排，可见两国经贸合作并无强迫性质，审视还款能力的责任还在借贷国，故此，不问因由地归咎中国放债，实属偏见。

中国与合作伙伴国在开展项目合作前，都会共同对项目所涉及到的债务可持续性、经济效应、社会发展等进行精细的评估，尽可能地避免出现大的风险。特别是，中国往往会针对不同的国家提出不同的应对方案，努力降低合作国的债务负担。以中老铁路项目为例，该项目预计总投资70亿美元，中老两国按照70%和30%的股份比例合资建设，这就意味着老挝必须出资21亿美元。老挝没有能力拿出这部分资金，于是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了30年期低息贷款，最后计算下来，老挝每年只需还款不到一亿美元。双方论证后的结论是可行的。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老挝仍然没有能力偿还，还可以通过向中国提供钾碱来偿还。很显然，对于老挝和中国而言，钾碱都不是什么特别珍贵的物质，而且是在双方平等互利基础上达成的合作意向，不存西方国家炒作的强迫问题。

没有哪个“债务危机”是中国引起

“一些国家本身就债务很高，它们之前从巴黎俱乐部和IMF等机构借款，这是历史性债务，在它们的偿债范围之内。中国投资的基建项目所产生的债务是计划外，不在财政预算还款范围内，因此若有突发因素，就会因短期内还款负担较重而吃不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中非经济合作问题专家唐晓阳副教授表示。

被热炒的巴基斯坦债务危机就是这样一种情况，2018年9月，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巴基斯坦新政府对中巴经济走廊产生疑虑”。10月，巴基斯坦铁道部长拉希德（Sheikh Rasheed）表示，由于担心本国债务水平过高，已将中巴经济走廊（CPEC）框架下的铁路项目贷款规模由82亿美元减少到62亿美元。

全球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显示，目前巴基斯坦外债总额约为580亿美元，中巴双边债务约占10％，剩余的是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多边债务。据国务委员兼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透露，CPEC框架下22个项目中18个由中方直接投资或提供援助，只有4个是使用中方的优惠贷款，因此CPEC项目并未加重巴方的债务负担。

“巴基斯坦面临的不是债务危机，而是国际支付危机。债务是其长期问题，自1947年独立后就多次接受IMF援助。巴国当前的主要债务都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形成的。”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旭副教授指出。王旭曾多次前往巴基斯坦考察 CPEC项目，他说巴债务问题并未因“一带一路”陡增，它每年都要偿还债务，IMF在2016年结束对其援助，再加上特朗普取消对巴援助，加剧了后者国际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

2018年10月，巴基斯坦政府向IMF寻求120亿美元援助，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巴基斯坦第13次向IMF寻求帮助。2008年IMF向该国提供的史上最大金额贷款为76亿美元。

巴基斯坦长期依靠IMF援助很大程度是因为其获取外汇手段非常有限，自身产品没竞争力，只能出口低端农产品，贸易赤字严重。外汇储备也相应很低，徘徊在90多亿美元左右，最低时甚至只有60亿-70亿美元。2018年又面临卢比贬值，外汇就更少了。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借新债还旧债。

“债务陷阱论”不仅忽视这些国家的历史债务问题，也未能证明中国公司、银行或政府通过长期战略计划或不可持续贷款交易获得经济资产控制权或政治杠杆。例如，在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问题上，指责中国通过基建贷款攫取该港口控制权的观点就没考虑十年前港口开建时的市场环境。

从古到今，丝绸之路一直是和平之路

汉班托塔港是2007年开始建设的，从汉班托塔港可以一览印度洋主航道，那时海运行情很好，印度洋海运量不断上升，需要中转港，中方完全是按照市场需求计划建设这样一个港口。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是转折点，消费和原材料需求下降导致全球海运业大萧条，汉班托塔港项目因此才显得有些“不符合”市场现状。

“汉班托塔港已经建好了，就需要把它用起来，不能荒废，我们因此借鉴了国内的‘债转股’经验，相关合同完全是依法处理，不存在那种所谓的‘债务外交’。”王旭说。

非洲不存在债务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和“逆全球化”影响，发达国家的援助能力和政治意愿均有所下降，导致IMF和世界银行成为当前非洲国家获得外部发展筹资的重要来源。因此，IMF和世界银行不断利用“外债警戒线”对非洲受援国施压，压力进而也传导给了中国。世界银行、IMF指责中国对非洲的贷款行为会使非洲陷入“债务危机”，如，赞比亚财政部官员表示，世界银行和IMF已经通知赞比亚触及了债务上限，如果继续举债，很可能会遭到IMF和世界银行的惩罚。

西方利用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优势地位，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援助国牢牢地框在规则之中。以“外债警戒线”让发展中国家退缩，并将新兴援助国推入“道德陷阱”。对于赞比亚这一非洲最贫困的国家来说，自然没有议价能力，只能屈从于国际压力，放慢互联互通的发展进程。非洲开发银行行长阿德西纳在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暨第六届中非企业家大会会议间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非洲不存在“债务危机”。在经济稳定增长、人口规模扩大的背景下，非洲国家渴望弥补基础设施领域的缺口，由此产生的债务是基于投资需求驱动的，这与单纯基于消费需求产生的债务不可同日而语。

任何投资都有债务风险，西方投资也有债务风险，用西方模式来评判中国模式，这不客观。我们是综合开发，一些基础设施项目虽然短期不能盈利，但可以通过对沿线开发进行综合盈利。”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表示。

基础设施项目一般需要巨额投资，绝大部分项目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动提出的，达成相关融资协议也是它们自主做出的选择。以汉班托塔港为例，将该港建设成为印度洋地区的商贸物流中心，是斯里兰卡政府和民众的夙愿。中国招商局控股港口有限公司购得汉班托塔港70%的股权，并租用港口及周边土地，租期为99年。这一项目经常被外媒炒作为“中国债务陷阱”的案例。《印度时报》8日引述维克勒马辛哈的话说，“很多人认为汉班托塔港是中国的军事基地，我承认那里确实有军事基地，但那是斯里兰卡自己的海军基地。任何国家的船只都可以来，我们掌控其行动。”

发展才是硬道理

正如中国自身在几十年快速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那样，获取外国投资是完善本国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美国的观察家们不应只看到债务问题，而忽视相关项目带给“一带一路”参与国的益处。比如，中国企业修建的蒙巴萨-内罗毕铁路累计为肯尼亚创造约五万个就业岗位，而且还将帮助其他非洲“内陆国”获得梦寐以求的出海口。中国企业承建的斯里兰卡普特拉姆燃煤电站为该国提供超过40%的电力，受益的斯里兰卡民众超过2000万人。在几内亚，中国魏桥携手新加坡韦立国际集团、烟台港、几内亚UMS公司组成魏桥赢联盟经济联合体，在几内亚博凯地区建设铝土矿出口基地。矿区周边农村大都不通电不通水。过去，村民喝的是雨水、坑水，赢联盟为当地村民打了井，喝上了干净水。村里有很多人在矿上工作，挣到钱盖起了房子。中企还在村里办了一个妇女技术培训班，鼓励她们学习电工掌握一技之长。

就环境保护而言，在开采完毕的矿区，每隔三米就种植着一株腰果树，平均树高已达50公分，成活率80%以上。赢联盟在开采矿石之前，就把地表土堆存起来，开采完毕后，再把地表土复填，趁雨季到来之前种上腰果、芒果等经济树木，总计复垦面积达85万平方米。魏桥非洲项目负责人介绍说：“等树木长成之后，中国企业就把这片腰果林免费送给村民。”

三年来，赢联盟为所在地居民修路、修桥、打水井、安路灯、维修学校房屋，进驻仅仅两年多，就为周边137个村庄打了80多口压水井。魏桥打算未来三年，投资800万美元，为企业周围200个村庄解决通电、吃水困难。几内亚总理接受记者采访，“‘一带一路’倡议是多边合作的重要渠道，中国经济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中国的参与增强了国际行动的执行力。中国企业在几内亚的投资激发了其他投资者的信心。”

很显然，那些炒作“债务陷阱”的人并不是真心关注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实际需求，他们也难以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反而为这些国家的发展制造各种障碍。缅甸、巴基斯坦等国长期得不到足够的投资，而西方国家制定的融资标准对于这些穷国来说过于苛刻。更严重的是，这些国家因为种种原因还会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

“一带一路”无意制造“债务陷阱”，但中国也没有忽视相关项目的融资风险问题。近期，提出这一倡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复强调，未来数年“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绘就“工笔画”，要更多发展高质量、高标准的基础设施项目，而且要切实符合东道国民众的需求。实际上，在中方倡议下，中国财政部已经与英国、泰国、匈牙利、希腊、智利等26国财政部共同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2018年4月，中国-IMF联合能力建设中心（CICDC）也已经正式运营，旨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员和商业人士提供培训，提升相关国家项目的融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