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德义，1938年出生，1954年在长春第一汽车厂参加工作，1957年调入兰州总公司三公司，1958年12月调入二机部221厂，历任中国核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司团总支副书记、书记、团委副书记、组织部副部长、工会副主席、工会主席等职，1998年退休。下面是方德义口述参与核工业基地建设的经历。

方德义

我是学护理的，16岁参加工作，后来改学了计划专业。1958年10月的一天，组织上找我谈话。

那天领导一副严肃又神秘的样子，见我到了，先让我坐下，然后关上办公室门，转过身盯着我，走上前对我说：“国家有一个新成立的单位，你的出身可靠，家庭关系清楚，经过组织慎重研究，决定选调你去，这是组织对你的充分信任，你愿意去吗？”

我当时听了心里激动，有组织的信任，还能为国家做事，自然是件大好事，我没有犹豫就应下了。

后来我才得知，这个新单位是绝密的国防单位，选人的条件也很高、很严格，必须得是又红又专，宁缺毋滥。当年，我们整个单位，选中的只有我和另外几位同事。

现在想想，能够被选上是件激动人心的事，如果再有机会让我选择，我仍然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参加核工业事业。

草原的风都在叫嚣

那次谈话过后没几天，我们就响应组织号召，背着行李离家出发了。出发的时候，我们仅知道是到青海工作，没有说具体地址，也没有说具体干什么，但是我们的内心却坚定无比，一心要完成组织交办的任务，做好了为祖国献青春、做贡献的思想准备。我们这一批人，先是到了兰州，组织上让我和李竹林、赵发林等几位同志留在兰州做了一个多月的接待工作。

那个时候，每隔几天就有大批的人过来报到，我大致了解到我们的队伍都是按照严格的标准，从全国各地选拔而来，有专业的军人、工程技术人员、工段长、工区主任等，大都是原单位的骨干人员。随人员一起，还运来了好多机械设备。

组织上说，我们要组建一支建筑队伍，尽快前往海晏建设二二一基地，实际上我们就是第一批参加二二一厂的建筑队伍。尽管当时我们并不清楚要干什么，但大家都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任务。

同年12月份，我们才真正来到了青海草原。因为没有火车，我们乘坐“嘎斯51”的卡车走了两天才到达目的地。那正是天寒地冻的时候，草原上的风比东北的风更厉害些，像一声声怒吼，叫嚣着“你们来吧”。更要命的是，这里是高原，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呼吸不畅，头晕目眩。

但是我们作为“先遣部队”，是来不及多休整、也容不得多休整的，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必须要自己解决吃住的问题。没有水，我们要去就近找水源，找到的都是冰块，只有砸碎了，搬回来用；没有柴，我们就学牧民，捡草原上的牛粪回来烧；吃上几口青稞面糊糊我们就继续投入“战斗”——迎着寒风扎帐篷。

1959年4月出席青海省总工会“工会积极分子”表彰大会的二二一厂全体代表（后排左起第一人方德义）

再后来，草原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我们的帐篷也不够用了，大伙儿就挖地窝子住。那个时候人心齐，再苦再累也不觉得，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办好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没有一个当“逃兵”的。

为党、为国家做事

到了过年，我回到家中探亲，家里人问：“你那个工作到底是去做啥的？”因为我们有保密纪律，也不能多说，我只是叫家人放心：我们是在为党做事、为国家做事，重要的事。

我记得那年探亲回草原时，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回去需要在北京转车，晚上在北京住旅馆，旅馆需要登记，但是当时手头上能证明我身份的只有一张“白条”，没有盖公章，写的单位是国家计委的一个下属单位。

警察过来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越是说不清楚，警察越怀疑，最后警察说，你跟我走吧，我只好穿上外套跟警察走了。

我心里清楚，保密的纪律那是铁的纪律，不该说的，到什么时候也是不能说的。在派出所又问了半天话，还是说不明白。后来，又进来一个人，叫走了和我问话的警察，又过了一会儿，他们把“白条”还给了我，放我走了。我这才得以第二天坐上回草原的火车离开北京。

因为工作单位保密，出门在外有过很多误会，这只是其中之一。

共担风雨

在草原工作，除了生活艰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成家问题。那个时候一批又一批青年人不断加入到核工业的队伍中来，但问题是，基地的女同志实在太少了。那会儿没有人统计男女比例，但我约摸着差不多得二十比一。再加上环境封闭，我们也接触不到其他的人，成家成了问题。

我那个时候是草原上的团总支书记，条件还是蛮不错的，但也是一直没解决对象问题。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家里父母实在着急，就招呼我回家结婚。后来我们中的好些人，也确实都是回老家经人介绍解决了个人问题再回到草原的。

我其实不想这样，但迫于家里的安排，也回去了一次。那次和介绍的姑娘见了面，也谈到了婚嫁，但是姑娘家听说得跟着我去青海草原，就不愿意了。

1959年12月出席二二一厂“群英会”表彰大会的六〇四厂全体代表（中排左起第一人领队方德义）

我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但是实际上心里自有主张：我在青海草原虽苦是苦了点，但我干的是国家保密工程，这是组织的信任。你不愿意去，我也不勉强，你嫌远嫌苦不乐意，我也瞧不上，这事也就没成。

后来我回到草原，遇到了现在的老伴儿，她是1959年到草原的，我们有着共同的志向，也更能理解彼此，心意相通。1961年，我们在青海草原上结婚了，之后在草原上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

事业的荣光弥补生活的遗憾

说到我的这个孩子，我还是有一些遗憾的。那个时候，全国性的饥荒扩散开来，草原上的生活更加困难。职工每人每月24斤口粮，还都是青稞、谷子面，吃不饱也没营养，大家去草原上挖野菜、草根，仍然是填不饱肚子。那段时间，绝大多数职工的身体也因为饥饿一天天地变差，浮肿、疾病不断蔓延。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大儿子出生了。好在他出生不久饥荒的问题就有所缓解，中央调来了一批黄豆，大家每天能喝上豆浆，能吃上掺了豆渣的青稞馒头，草原上也组织成立了农副队自救，生活条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孩子才得以顺利活了下来。但是由于先天不足和缺乏营养，孩子落下了病根，身体一直都不怎么好。

孩子还只有三岁多的时候，由于我们俩工作都离不开，实在照顾不上小孩，就不得不把他送回到老家我的父母身边了。1964年，原子弹制造已经快要进入试验阶段了，当时基地的小孩几乎全部都送回去带了。

我记得那段时间，总是有美国的无人机在上空徘徊，看着可恨，但是我们的炮打不着它，只能干着急。我当时被任命为民兵队长，要组织民兵站岗，一心要保卫核事业、保卫祖国。

1965年5月4日出席共青团青海省委笫三次青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表彰大会的二二一厂一0四公司全体代表（前排左起第三人方徳义）

当时家里姐姐、姐夫劝我们，说家里母亲年纪大了，让我们也不要在外面奔波，回家去。那怎么可以呢，我们没法听从家里人这样的“劝告”。他们哪里懂得，当时虽然没有“四个一切”的提法，但是在我们心中，就是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即便做着再微不足道的工作，那也是无比光荣的，是一定要做好的。

后来我一直在想，国防事业可能与生俱来就是能产生无比的凝聚力、自豪感，把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凝聚在一起，我们能够有机会为祖国奉献，那就是快乐的。不管什么时候，为国献身的精神应该永远都不会过时。

所以说，即便对于我的孩子有亏欠，我们做父母的也只会责怪自己没能精心照顾好他、耽误了他，但是对于我们所从事的核工业事业，我们从不后悔，反而觉得无上光荣。

后来我们从草原转战到西南四川，再到全国各地跑市场，草原上干事业的那种精神一直都在激励着我。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一辆公交车上，听到有人在说：“当年新中国那么困难，原子弹是怎么搞出来的？不简单啊，真为中国人长脸！”

那个时候，我心中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毫不夸张。可能这辈子，就是因为能参加过核工业建设这样一件事，能在其中做实实在在的事情，这份光荣和自豪感始终没有变过，一切都是值得的。（转载请注明见道网www.seetao.com）见道网工程栏目编辑/贺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