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为莫高窟第16-17号洞窟，20世纪初被世人发现，这座人类文化宝库受到举世瞩目，中外学者共同开拓了一门全新的交叉性学科，因莫高窟在敦煌境内，故称敦煌学。正是因为藏经洞的发现揭开了“敦煌学”的序幕，而且伴随着一系列让人惊讶、感叹、惋惜乃至伤心的故事。

清末，一王姓道士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故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期间入道修行，云游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可当时莫高窟是一个没有什么香火的地方，周围人烟稀少，于是他请人对破败不堪的洞窟进行了整修。一个雇工在施工的时候，发现洞窟两侧的墙壁是空的，便赶紧告诉王道士。王道士联想到关于这里是宝藏埋藏点的传说后感到非常震惊，他心中一怔，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告诉雇工里面大概是木头被虫蛀了。施工完成后，王道士带领徒弟在夜里用流水冲刷墙壁，最终挖出了洞窟，整个洞窟犹如神话中的宫殿：绢画和各种佛教法器堆积如山，精美的壁画让人目不暇接。这就是藏经洞被发现的传说。可以说，藏经洞的发现让历史记住了这个不识字的道士；藏经洞的发现改变了这个小人物的一生。

1905年，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而此时欧洲人斯坦因正不远万里地向敦煌进发。他在1907年到达敦煌，在马继业的协助下物色了一位“师爷”蒋孝琬，斯坦因首先派蒋师爷与王道士交涉，要求将藏经洞的写本全看一遍，遭到王道士的拒绝，斯坦因又亲自与王道士交流，他给王道士编了一套唐僧西天取经而他今天又从印度来寻获唐僧遗典的故事，愚昧的王道士竟信以为真，又在蒋师爷的再三劝说下，将信将疑的王道士同意让他们看藏经洞的所有藏品。斯坦因一脚踏入藏经洞，一千年前佛国的世界，世俗的生活，西域王宫的奢华，丝绸商旅的艰辛，都历历在目。他的车队在离开敦煌县城时，他共装24箱经卷，5箱精美绣品，当他最后看了一眼这里的主人时，千佛洞刮起了这个春天的第一场沙尘。

斯坦因搜集的敦煌汉文写本虽然量比较大，但由于他缺乏汉学知识，选择不精，在历史价值上逊于比他晚到敦煌的法国考察家伯希和的搜集品。伯希和于1907年秋在乌鲁木齐听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1908年2月赶到敦煌，3月3日进藏经洞，凭借深厚的汉学功力，他用了整整三个星期的时间将全部经卷翻阅了一遍，在斯坦因劫余品中选出了敦煌写本的菁华。当他离开敦煌时，他仅用五百两银子换得七千卷藏经洞文物。 1909年9月4日，在北京六国饭店招待伯希和的宴会上，他将随身携带的一箱敦煌写本精品公开展览出来，使得著名学者罗振玉等人惊叹不已。当时中国的宋版书已很稀少，忽然有人带来了从未见过的六朝隋唐古写本，令整个北京学术界震动。 

1909年冬天，清政府下令，押送剩余的经书进京。经书并没有装箱，只用草席草草遮盖。从敦煌到北京，一路都有经卷丢失。 第二年藏经洞文物运抵北京时，押运的官员竟直接把大车开进了自己的家里，因怕被人发现，他们将万张精美的经卷一撕为二，据为己有。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敦煌，粘走壁画26方，取走唐代彩塑一尊。俄国人奥登堡，拿走敦煌文物300件，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购得400件。

著名国学家陈寅恪曾这样感慨：“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藏经洞五万余卷经卷文书中，中国保存下来的只有一万多件的残卷，其余均分布在英、法、俄等国。至目前，藏经洞内发现的数以万计的古代佛经、道经及世俗文书等是研究我国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的宝贵文献，几乎涉及了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敦煌学家从文献中发现了不少的“世界第一，如世界上最早的纸、最早的活字、最古老的书籍、最早的乐谱、最早的报纸、最早的火枪、最早的马具、最早的星象图、最早的连环画、最早的棋经、最早的标点符号等。

藏经洞因为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是莫高窟历史的缩影，可敦煌藏经洞是谁在什么时候开凿？为何开凿？为什么把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云集在一个地方呢？到现在还很难找到关于这座巨大的宝库的开拓者资料。敦煌藏经洞带着这扑朔迷离的千古之谜，历经千百年洗礼，在茫茫戈壁上熠熠生辉。编辑/赵永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