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谁在真正挑战中国世界工厂地位?

见道网 2022-10-29 12:05
  • 中国对越南的大额出口、巨大顺差,也说明越南更像是中美之间的一个重要缓冲地带,而不是替代中国世界工厂的角色
  • 只要把自己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做好,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中心地位仍然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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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经济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接连冲击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2017年和之前的十年,经济因素是主要变化,表现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土地和环境成本上升,部分行业产能过度扩张。这些因素都对产业转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2017年以来,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显著变化,美国的产业链政策不断调整。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重塑美国国内税收体系,出台招商引资政策吸引产业回流,但效果并不理想。

此后美国又尝试了“近岸外包”,推动产业链向美国邻近国家(例如墨西哥)回流。不过这也难以撼动既有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因此美国进一步转向“友岸外包”。

2022年4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大西洋理事会发表讲话时说:“我们不能允许其他国家利用它们在关键商品、技术或产品方面的市场地位来扰乱我们的经济。”她进一步建议,将供应链集中在“我们可以信赖的国家”,通过这种方式降低美国的供应链风险。

由此可见,美国重塑全球产业链的战略经历了产业回流、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三个阶段。这些做法不仅可能对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造成冲击,还可能使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逐步陷入孤立。

此外,拜登政府还采取了“小院高墙”科技规锁政策以试图推动与中国的“定向脱钩”。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以来,日本政府也提出了“中国+1”“中国+N”的战略,欧盟也开始将供应链问题与人权、环境等问题挂钩。

在此背景下,中国向东南亚、南亚、拉美国家转移的压力较大,尤其是处于美国近岸外包战略中的墨西哥,以及友岸外包战略中的越南和印度。

这些国家能否对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形成真正的挑战?

墨西哥仍处于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挑战最小

墨西哥毗邻美国,且在拉美国家中经济体量排名第二,仅次于巴西。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开启以来,墨西哥的发展环境似乎获得了一定改善。近年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先后生效,墨西哥与日本、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经贸关系更加紧密。再加上贸易摩擦当中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部分贸易向墨西哥发生了转移。这些都使得墨西哥的发展获得了新的机遇。

美国一直是墨西哥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对美国出口占到墨西哥全部出口的八成,而且与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结构存在明显竞争关系。在美国进口的交通运输设备、电气设备、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行业进口额当中,墨西哥分别占比31%、25%、17%。由于美墨贸易联系密切,且墨西哥对美出口对于中国对美出口的替代性强,因此墨西哥似乎很可能成为贸易、投资转移的受益者。

然而墨西哥要替代中国制造,其面临的挑战仍然巨大。墨西哥仍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面临诸多结构性问题。按2015年的美元不变价来计算,2021年墨西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9255美元,与2007年的9214美元相比几乎没有增长。

具体而言,墨西哥的商业制度对外资不够友好,基础设施方面电力和运力严重不足,特别是严重的腐·败也阻碍了经济发展。

此外,美墨加协定部分内容对墨西哥的营商环境实际上并不利。比如,美国提出了“国内产品附加值占比要求”或要求“轿车、卡车及其零件的某些生产在美国进行”,这使得墨西哥难以通过该协定吸引从中国转移出来的外资。

墨西哥并没有摆脱其固有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模式,因此在中美博弈背景下墨西哥也难以发生经济奇迹。整体上,墨西哥从中美贸易摩擦中获得的贸易增长较小。

2021年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玛丽·拉夫利(Mary Lovely)和David Xu估算,中美贸易摩擦使得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额多增长了3.4%。从市场份额来看,在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行业中,墨西哥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平均上升了1.6个百分点,而在未加征关税的行业,墨西哥的市场份额甚至略有下降。

在投资方面,墨西哥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也缺乏积极变化。根据Mary Lovely和David Xu的观察,除了2020年因疫情导致FDI急剧下降之外,墨西哥的FDI在2018年至2021年也并没有出现显著增长。而且墨西哥的大部分FDI流向了以金融和保险服务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制造业投资的增长并不理想。观察2021年墨西哥的FDI,除了机械和运输设备制造业能与2018年持平之外,计算机制造业等主要制造业的FDI均呈现显著下降。近年来,受到疫情和美墨加协定不利条款的影响,墨西哥的投资环境并不明朗。

总体上,墨西哥经济增速也相当疲弱,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其经济增速仅为-0.2%,疫情暴发之后的经济表现也十分疲弱。2021年增速虽然达到5.7%,但是因为2020年增速为-8.3%,其经济还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越南现实优势明显,但长期挑战有限

越南最大的优势在于国内外政策环境显著改善。国内政策环境方面,越南处于重要的历史性改革进程当中,政府专注于开放、放松管制和市场化进程。在此背景下,越南通过简化法律和整肃官僚体系,创造了更好的投资环境,其对国内外投资者吸引力显著上升。

从国际政策环境来看,2017年到2022年,越南对外开放获得重大进展,先后启动或加入了CPTPP、欧越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印太经济框架(IPEF)。再加上越南本身就一直处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这些国际经贸合作协议就覆盖了中国、美国、欧盟、日本、东盟等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这为越南深度参与全球分工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政策环境。

此外,在全球价值链当中越南的地位相对印度更高。越南最主要的出口产品包括电气机械和设备、服装、鞋类以及机械设备,这些产品占到出口的6成以上,相比之下,印度的主要出口产品则是低技术制造产品,如矿物燃料、宝石等。

但是长期来看越南对中国的挑战能力受限,最大约束条件是越南的人口和经济体量较小。越南人口不到1亿,不但小于墨西哥的1.3亿,而且也比中国、印度各自的人口少了一个数量级。越南经济腹地较为狭小,制约了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发展空间。与此背景相关,越南工业部门不齐,偏向于轻工业为主,缺乏重化工业能力。

同时,越南严重缺乏本土的世界级企业。截至2021年,越南尚没有自己的世界500强企业,而印度有7家、中国有143家。这意味着越南在面临外资企业涌入的同时,缺乏承接外来企业的外部溢出能力。在此情况下,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反而可能抑制越南本土企业的成长。目前,外资企业出口在越南出口贸易中的占比一直在70%上下,而加工贸易在越南出口当中的占比则更高。

而且实际上在越南承接的FDI当中,有相当部分是来自中国内地,这也意味着越南与中国供应链的相互依存关系实际上是加强了。

从笔者计算的中越双向出口竞争指数也可以看到,越南对中国的竞争压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其中,中国对越南出口的竞争压力指数是85.5%,越南对中国的出口竞争压力只有9.3%。

也就是说,在海关HS6位码的5000多种商品分类之下,越南每出口100元的商品,中国出口的相同分类产品有85.5元;而中国每出口100元的商品,越南仅出口9.3元的同类产品,甚至这9.3元中也有部分来自于在越南的中资企业出口。

在中越竞争中,中国处于绝对主导优势地位,无需过度担心越南的竞争压力。

中越经贸关系的互补性也十分突出。越南作为一个GDP比我国广西还小近20%的经济体,在过去21年间,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从8亿美元扩张到2021年的1260亿美元,越南一跃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目的地国家,仅次于美日韩。

中国对越南的大额出口、巨大顺差本身也说明越南更像是中美之间的一个重要缓冲地带,而不是替代中国世界工厂的角色。

印度现实困难较多,但长期发展潜力大

印度是唯一可以在人口规模上与中国比肩的国家,印度最大的优势也在于其经济规模庞大。虽然印度2020年人均GDP仅为1930美元,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印度当年GDP规模为2.7万亿美元,是墨西哥的近2.5倍、越南的10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显示,以美元计价,2022年印度GDP将超越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的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虽然印度教育普及程度低、成人识字率(74%)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加大幅低于中国、越南、墨西哥95%以上的水平,但是印度人口众多,因此仍然拥有充裕的廉价劳动力。

另外,印度政府也意识到了庞大经济体量的优势,正在行政、税收等方面努力推动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2021年,在疫情的巨大冲击下,印度仍然实现了8.1%的增速,GDP规模进一步扩张,超过了3万亿美元,人均水平接近2300美元。在2021年的基础上,2022年上半年印度经济增速进一步提升到了8.4%。

庞大的人口和市场体量,还支撑了印度拥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世界级企业。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的2021年世界大学排名,印度位居前1200名的大学有56所,距离中国的92所有一定差距。但是相比之下,越南、墨西哥分别只有3所,而且这两个国家在前1200名大学中的排名都比较靠后。相对而言,印度的科技和创新能力不容小觑。

此外,2022年印度已经有世界500强企业9家,而且其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成熟、精英阶层在海外分布广泛、英语语言优势明显,因此印度本土企业、海外精英与美国私营企业深度融合。美国几乎所有行业的信息技术(IT)服务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印度企业。而且印度的经济自给能力强,对中国中间品供应依赖程度低,更有条件形成与中国相隔离的供应链。

但是印度也有其明显的短板,最大问题在于印度的宗教和文化因素。印度出世的宗教信仰让国民内心比较恬淡、发展经济的欲望不强烈,此外种姓制度带来的阶层固化也对发展经济形成了障碍。相比之下,越南则属于东亚的儒家文化圈, 有着比较强的入世取向, 会有相对较强的发展欲望。

同时,印度行政效率低、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要改变这些发展条件也并不容易。

从空间上来看,当今世界的三大生产网络包括欧洲、北美、东亚,而印度远离其中任何一极。虽然印度与东亚生产网络稍近,但与东亚核心区域的国家相比,印度的交通运输成本也显著偏高。中国之外的周边邻国,也难以对印度的生产体系形成有力支撑,印度要一枝独秀支撑起世界第四大生产网络恐怕难度较大。

同时当前的莫迪政府过于强调国内循环,缺乏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实际行动。2020年莫迪政府提出了“自给印度”倡议,希望把本土市场做大做强。但其实际上采取的是进口替代战略,这意味着提高进口关税,补贴国内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而进口替代已经被拉美国家证明是一种失败的发展战略,东亚国家的崛起普遍采取的是出口导向战略,鼓励本土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

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对19个主要经济体价值链的全球化发展趋势进行了问卷调查,全球商业领袖对于印度价值链的全球化发展趋势评价负面,印度在19个国家中排位倒数第一。

总体上,印度要实现真正的崛起,需要对其宗教、文化进行深刻革命,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一轮颠覆性的改革开放。但是印度旧有的宗教文化使其社会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如果原有的宗教文化体系被打破,印度社会如何重建一套自我稳定的逻辑体系,这可能是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做好自己的事情仍然是最重要的着眼点

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仍然是最重要的政策着眼点。任何国家能否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维持自己的核心地位,主要不是靠打压竞争对手做到的,而是靠做好自己的事情、增强自己的产业竞争力。

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例如美国政府从2018年开始打压中国的出口贸易,但是中国在全球出口当中的份额却不断上升,屡创历史新高。

同样,中国要应对产业链外移的压力,从积极应对的角度来说就需要继续做好自己、不断实现产业升级、推动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一直以来,中国企业家都特别善于面对新挑战、适应新环境、利用新技术。根据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数据,2021年全年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在全球市场份额占比达到53%,在全球纯电动车销量份额占比高达61%;根据索比咨询提供的数据,我国光伏组件企业出货量占全球总需求的75%。在这些绿色新能源产业领域,中国企业已经展现出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2022年以来,这些行业仍然在快速发展。

只要把自己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做好,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中心地位仍然是稳固的。相反,即使印度、越南替代中国的地位未能获得成功,这对中国在更前沿的技术、产业领域获得突破也没有直接帮助。

所以,我国一定要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加强国际合作,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通过扩大内需战略为产业升级提升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其次,从国际角度来看,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美国拜登政府正在撬动盟友和一些中间国家,以试图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甚至冲击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而事实上,扩大统一战线的做法更是我们党的重要法宝,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这将有助于巩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

在百年变局之下,我国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同时在对外经济工作领域,要更多面向未来、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再次,要顺势而为,加强与越南等中间缓冲地带国家的经贸联系。推动我国和这些国家形成广泛的经贸合作,推动越南经济融入我国的生产网络,使我国企业能够更多分享越南发展红利。

中短期内在华企业向越南转移速度较快,但不必过于担忧。由于越南面临前文所述的现实约束,未来越南更有可能形成外资企业主导格局。

我国企业可以积极投资布局,在越南推动形成包括中资企业在内、外资企业发挥重要影响力的经济格局。同时推动发展“西部大通道”,尤其是广西段出海口,将其发展成为与我国珠三角、越南形成良性互动的新区域产业链集群,充分利用好越南作为中美之间经济缓冲地带的作用。

最后,要巩固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除了加强自身优势,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东亚的产业链合作。欧洲、北美和东亚是世界上三大区域生产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深化发展和相互依存,也会与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形成良性互动。事实上,印度放弃成为RCEP的创始成员实际上是放弃了深入参与东亚地区生产网络的机会。我们应该吸取印度的教训,积极推进东亚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进一步提升东亚经贸合作水平。同时,要积极向更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看齐,以对标更高标准的规则倒逼国内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转载请注明见道网www.seetao.com)见道网工程栏目编辑/桑晓梅